鄉間之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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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再次遇見他，情形是這樣的：那家過度時髦的聖埃德曼飯店的旋轉門正瘋狂地轉個不停——卻不見有人走出來。我的目光捕捉到這奇特的景象，出於好奇，我在第五大道上停下來觀看。那扇門一圈又一圈地轉著，像松鼠籠裡的摩天輪，被一隻發了瘋的健壯松鼠驅動著。門轉得如此之快，我幾乎看不清一個身穿棕色西裝的矮小身影被困在其中一格裡。他就是那個把門轉得像陀螺的人。接著我看見另一個身影，體型魁梧，臉色因暴怒而通紅，穿著飯店紫金兩色的制服，止住了那嗡嗡作響的門。他用憤怒的拇指和食指揪起那個棕色小人的衣領，像彈棋子一樣把他從門裡彈出來，讓他彈跳著穿過人行道，朝我的方向飛來。那矮個子自己爬了起來，顯然一點也不生氣，沒有對門童那寬闊的紫色背影罵上一句，而是開始若有所思地拍打身上的灰塵。這時我才看清他是霍斯默·阿普爾比，大約五年前在大學裡和我有過點頭之交。

「哎呀，你好，阿普爾比，」我向他打招呼。「你受傷了嗎？」

「我一個也不要，」這是他的回答。「我不喜歡它們。」

我盯著阿普爾比，不確定他是被剛才的經歷弄暈了，還是精神有問題，又或者是喝了酒。

「你不喜歡什麼？」我問道。

「旋轉門，」他說。「我到現在已經試過七棟大樓的了，一扇都不喜歡。不；我一個也不要。就這麼定了。」

他對我說這些話的口氣，彷彿我在千方百計地逼他裝一扇旋轉門似的。

「好了，好了，」我安撫地說，確信他的腦子出了問題。「你不想裝旋轉門就不用裝。」

「那我該裝什麼樣的？」他追問道，焦急地看著我。「你會裝什麼樣的？」

「裝？裝在哪裡？」

「當然是裝在你的房子裡啊，」他說。

「可是我沒有房子，阿普爾比。」

我覺得他看我的眼神帶著憐憫。

「我也沒有，」他說，「但我打算有一棟。」

「是嗎？在哪裡？」

「在鄉間。」

「鄉間的什麼地方？」

「我還不知道。」接著，他用一種狂熱的、甚至可說是虔誠的語氣說：「是的，總有一天我會在鄉間有一棟房子。」

「什麼時候？」

「但願我知道，」阿普爾比說。「等我存夠了錢蓋房子，並且給自己留一筆微薄的收入的時候。」

「那麼你結婚了？」

「噢，不；不，絕對沒有。完全沒那回事，」他連忙向我保證。

「那你到底要一棟鄉間的房子做什麼？」

「我來告訴你，」阿普爾比說。「我們去哪裡坐坐聊聊？」

我提議了一家藏在橫街裡的咖啡館。

「那家的咖啡，」我們動身前往時我說，「是紐約最好的爪哇咖啡。那是專為歐洲某個王室種植的；不過王室的總管偶爾會賣一袋給這家咖啡館。得靠走私運進來，一顆豆一顆豆地運；那人是這麼說的。」

「走私運進來，一顆豆一顆豆地運，」阿普爾比重複道。「你覺得我能弄到一袋嗎？」

「一整袋？做什麼用？」

「當然是為了我那棟房子，」他說。「我可以在喬遷宴上用它來招待客人。」

「嗯，」我說，「一個連房子都還沒動工，就在盤算喬遷宴上要端什麼咖啡的人，在我看來，準是喜歡窺探未來的人。」

「我是的，」阿普爾比鄭重地說。

我們走近咖啡館時，他突然從我身邊竄了出去。我帶著幾分憂慮，看著他以相當危險的體操身手爬上一處窗台，好仔細端詳那盞用來照亮咖啡館招牌的舊船燈。

他爬了下來，搖了搖頭。

「不行，」他說。

「什麼不行？」我問。

「不適合我的房子，」他回答。

我們走進門廳時，他跪了下來，用一隻手在門墊上打量地摸了一遍。

「太扎人了，」他宣布。「至少對我來說是這樣。」

我們在小裡間找了張桌子坐下，阿普爾比好奇地用手指捻著窗簾的料子，又翻查糖罐底部找製造商的標記，我則打量著他。除了多了一小撮金色的八字鬍，他和大學時差不多。他穿著同一種仔細刷過的棕色西裝，打著同一種一絲不苟的領帶，帶著同一種專注、熱切的神氣。

「你今年看耶魯的比賽了嗎？」我問。

「沒有；不過讓我跟你說說我的房子吧，」他回答。「目前打算蓋一棟相當簡單的，比如說，十個房間；一棟低矮、格局散漫的英式房子，灰泥牆上留著抹刀的痕跡；或者我也可能用粗石砌，客廳用外露的木樑天花板，還有——」

「可是你為什麼要蓋它呢，阿普爾比？」

他神情肅穆。

「因為我的人生哲學，」他說。

「我不明白——」

「我的意思是這樣的，」他解釋道：「我大學畢業時，對人生的準備程度，差不多就像一條蛇準備好騎自行車一樣。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。起初，我以為自己想當畫家；靠藝術和香腸過了五個月；然後顏料和香腸都用完了。於是我就去一家廣告公司上班。到現在我也不太確定當時為什麼。我想我是碰上了某個說廣告業是個仍在襁褓中的年輕巨人的人，勸我趁早入行；那個比喻我記得，那個人我倒不記得了。我確實入了行，在那底層待了四個月。然後我對我們公司廣告的那款生髮水的卓越功效失去了興趣，離開了那個仍在襁褓中的年輕巨人。」

咖啡來了；他心不在焉地喝了一些。

「我進入了金融業，」他繼續說。「也就是說，我跑遍全城，想找個腦子夠遲鈍的人從我手裡買債券。一個也沒找到，於是我進入了外貿業；意思是，我坐在一張辦公桌前，試著把成籮的洋娃娃賣給秘魯進口商。這樣幹了不知多少個月。有一天，我發現自己望著九樓的窗外，納悶自己為什麼沒跳下去。『為什麼，』我發現自己在問，『我還活著？我在意成籮的洋娃娃嗎？一點也不！我喜歡秘魯人嗎？一點也不！事實上，他們兩個都讓我厭煩。人生，』我對自己說，『就像一顆吃過的哈密瓜一樣空洞。』我活著為了什麼？」

阿普爾比啜了口咖啡，我說我不知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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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什麼都沒有，」他說；「什麼都沒有。我的生活是什麼？一成不變。早上起床；痛苦的事，起床。刮鬍子；總是疼；皮膚嫩，你知道的。早餐；同樣的咖啡，同樣的麥片，同樣的雞蛋。擠車去辦公室。同樣的洋娃娃；同樣的秘魯人。和認真的年輕出口商吃午餐；同樣的燕麥餅乾和牛奶；同樣的利潤和市場的話題。回辦公室；『格瑞小姐，記一封信：「貴方十四日來函收悉，茲答覆關於325籮最佳印度橡膠洋娃娃，7BB型——會叫的——之出貨事宜，本人現正裝運，F.O.B.，紐約州沃平格斯瀑布，即刻發運。」』噢，你知道那一套。回到我那巡邏車大小的公寓。看報紙。同樣的陳腔濫調。『罷工形勢嚴峻。』『國際形勢嚴峻。』『拳擊形勢嚴峻。』什麼都嚴峻，人人都嚴峻。晚餐；那也嚴峻。同樣的老問題：今晚怎麼打發？看書？老一套的廢話；不是關於太幸福的人的浪漫故事，就是關於不夠幸福的人的寫實故事。去看戲？老掉牙的情節，老掉牙的台詞，老掉牙的姑娘。同樣的陳腐；同樣的裝腔作勢的蹩腳演員吐著發霉的廢話。去找姑娘？無聊得要命。同樣的老調『你看過這個沒有，讀過那個沒有？沃普夫婦要離婚是不是很駭人聽聞，或者伍夫夫婦要結婚是不是好事？你相信一個男人和一個姑娘真的能成為嚴格意義上的朋友嗎，你的高爾夫球打得怎麼樣了？』回家上床，上鬧鐘；同樣的舊夢，然後——叮鈴鈴——七點半，又從頭再來一遍。我在為我厭惡的工作賣命，我從中得到什麼？這一切通向哪裡？」

他又啜了口咖啡；我又說我不知道；他又開始了。

「什麼都沒有，」他說；「什麼都沒有。我二十四歲，做著我厭惡的工作，過著讓我厭煩的生活。這一切就像一個沒有魚的水族箱一樣毫無意義。我能做什麼讓人生值得活？」

「那，你做了什麼？」我問。

「首先，我分析了情況。你知道，我一向善於分析。然後我決定我必須做什麼。我必須有個明確的目標去為之奮鬥。我必須為自己設定一個目標。」

他帶著勝利的神氣把咖啡一飲而盡；眼睛閃閃發亮。我示意再來些咖啡，探詢地看著他。

「那目標呢？」我問。

他的聲音因興奮而充滿活力，他說：「在鄉間有一棟房子；退休後住在那裡，種玫瑰。」

「你退休還太年輕了，」我說。

「噢，我得過好多年好多年才能做到，」阿普爾比說。「我不僅要賺夠蓋房子的錢，還要賺夠一筆能帶給我微薄收入的錢。」

「嗯，你有明確的目標了。」

「我有，」阿普爾比說。「你不知道這給了我多大的幹勁。自從想到這個，我已經胖了十磅。我的整個心態都變了；這些日子我快樂得像魚店裡的貓。你瞧，我要蓋一棟完美的房子。我訂了所有的建築雜誌。每個星期天我都去鄉間散步找地皮。至於我的工作——」

「你現在喜歡它了？」

「不喜歡。我仍然明顯地厭倦成籮的洋娃娃和秘魯人；但我現在認真對待它們了。你看，它們是我這場遊戲裡的棋子。現在，每當我賣出一籮洋娃娃，我就對自己說，『啊，144個洋娃娃意味著我有4.77美元的佣金，夠付我房子裡一個電源插座的錢了。』或者，如果我賣出十籮，我就對自己說，『幹得好，老夥計！這筆佣金可以買壁爐的柴火架，或者煙囪的磚，或者多少加侖的油漆。』我現在是個比從前強三倍的生意人。說真的，我此刻本該在辦公室裡，但我一直在想旋轉門的事，不試幾個就心裡不踏實。我覺得它們不適合鄉間的房子，你覺得呢？」

「絕對不適合。」

他看起來鬆了口氣。

「好！很高興你同意。我把它們劃掉。」

他掏出一本厚厚的備忘錄，從清單上劃掉了幾個詞。

「你預計什麼時候讓這個夢想成真？」我問。

他臉上浮現出渴望的神情。

「如果我能在五十歲前做到，就算走運了，」他說。「洋娃娃賺不了多少錢。得好多年。不過——」他振作了起來——「我已經存夠了錢，可以付一扇鉛條玻璃窗、一個刮鞋底器、三個電源插座和一部分煤倉的費用。你對煤倉有什麼想法嗎？」

我還沒來得及在這件事上給他提供我的見解，他就從我眼前消失了。我發覺他鑽到了桌子底下，正對地板進行顯微鏡般的審視。過了一會兒，他抬起頭來。

「想確認地板是刷漆的還是染色的，」他解釋道。「我想我的地板要刷漆。」他把「我的」這個詞加重了語氣，聲音裡帶著自豪。他站了起來。

「好了，我得趕緊走了。希望能在收市前再賣出幾籮洋娃娃。很高興碰到你。對了，如果你聽說有誰想買洋娃娃——」

他沒把話說完，因為他的注意力被前門的門把手吸引了，他彎下腰去看它是怎麼運作的。

然後他走了出去。我有六年沒再見到霍斯默·阿普爾比。

紐約吞噬人。它吞噬了阿普爾比。至少我沒再遇到他。他可能和我坐過同一班車，或者住在同一個街區；但我們的路一直沒有交叉，直到一個下午，在藝術博物館。我記得的，那正好是我們一起喝咖啡、他告訴我他的人生目標之後六年。我正在博物館的一個展廳裡看一個新的版畫展，這時聽見隔壁展廳傳來一陣騷動。一個男低音和一個男高音正在激烈爭執。

「可你不能躺在那張床上，」男低音大聲抗議。

「我為什麼不能？」

「那張床，」男低音宣稱，「是拿破崙睡過的。它值兩萬美元。我們不能讓人躺上去，對吧？」

「可我只是試試。」

「這違反博物館的規定，」男低音說。

我此時走進那個展廳，看見一個肥胖而激動的博物館管理員，也就是那個男低音，正在跟一個穿棕色西裝的矮個子，也就是那個男高音，激烈理論，那矮個子正斜躺在一張巨大的、鍍金、帶華蓋、設計繁複的四柱床上。

「噢，好吧，」床上那人說。「反正我也覺得它作為一張床沒什麼了不起。我才不會把它放在我家裡。」

說著，他從床上起身，我看清他是霍斯默·阿普爾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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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噢，你不會，是嗎？」管理員說，忠於他的職守。「哼，那張床對拿破崙來說夠好了。」

「鋼床更衛生，」阿普爾比說。然後，轉向我，「你不覺得嗎？」

他說話的口氣，彷彿我一直跟他在一起似的。他有著同樣專注的表情，同樣熱切、強烈的神氣。

「房子怎麼樣了？」我問。「你住得開心嗎？」

「住在裡面？哎呀，我還沒開始蓋呢！」我們漫步穿過謝拉頓式家具收藏時，他告訴我，他不時停下來戳一戳。

「不，」他繼續說，「我還沒找到地皮。反正也沒錢。但我在找。我想自從上次見你以來，我已經看過五百塊地了，還聽了房地產經紀人的話，得了四十次耳朵疼。我不太急。完美的地皮上蓋完美的房子——這就是我的計劃。」

他說這話的口氣，像是在宣布一條宗教信條。

「那洋娃娃呢？」我問。

他做了個鬼臉。

「噢，我還在賣那些小畜生，」他回答。「你知道，我現在是銷售副經理了。」

「幹得好！」

「要命的苦差事，」他說。「我厭惡洋娃娃。但它們要給我蓋一棟鄉間的房子。」

「一棟洋娃娃屋？」我打趣道。

他沒有笑；他的神情說，他的房子是太神聖的事，不容戲謔。

「你怎麼樣，總之？結婚了，還是什麼的？」我問。

「客廳會有三十五英尺長、二十英尺寬，」他說。

我停下來欣賞一幅富勒的風景畫。

「那些陰影不是很美嗎？」我說。

「我的客廳會非常明亮，」霍斯默·阿普爾比說。「到處都是鮮豔的色彩斑塊。老西班牙式。」他說這話時壓低了聲音，像在透露一個秘密。「而且，你知道嗎，」他總結道，「我賺的錢差不多夠布置客廳了。」

我向他道賀。他相當憂愁地搖了搖頭。

「進展慢得可怕，」他說。「有時我覺得我永遠也做不到。有時我擔心那房子是永遠無法到達的海市蜃樓。但我克服了這些絕望的時刻；我全力以赴，像惡魔附身一樣賣洋娃娃。」他做了個鬼臉。「小討厭鬼，」他補充道。我們已經走到了博物館的前門。

「好了，再見，」阿普爾比說。「很高興見到你。我們哪天一起吃午飯吧。得回市中心去給秘魯發電報了。剛才順道進來試試那張拿破崙的床。現在我可以把帶華蓋的床從清單上劃掉了。」他照做了。

然後我看見他匆匆離去，看見他那穿棕色西裝的背影消失在追趕公共汽車的人群中。

我們始終沒能一起吃那頓午飯；他從我的生活中消失了，過了好些年我才再次見到他。那是在一場拍賣會上。我聽見一個興奮的男高音在競拍一條有龍紋的中國地毯。

阿普爾比熱烈地和我握手，眼睛卻沒有離開拍賣師。他看起來身體健康、精神飽滿；雙頰紅潤，目光炯炯。他買下了那條地毯。

「這是我買的第七條地毯了，」他氣喘吁吁地低聲對我說。

「房子怎麼樣了？」我問。

「還在藍圖階段，」他有些憂傷地說。「但我賺的錢差不多夠付一樓了。而且我看中了康乃狄克州一塊絕佳的地皮。你真該看看我上週在拍賣會上淘到的那盞吊燈！非常法國，非常立體派。」他的眼睛發亮。

「配你的老西班牙式房間？」我微笑著問。

「噢，現在要改成現代法國式房間了，」他說。

「還在賣洋娃娃嗎，阿普爾比？」

「是啊，倒楣得很。我是說我還是從工作中得不到什麼樂趣。不過年初我就要升為銷售經理了。那意味著更多的錢，我賺的每一塊錢都讓我離鄉間的房子和自由更近一步。」

我離開時，他正在狂熱地競拍一條梅子色的卡比斯坦地毯。

我幾乎已經忘了霍斯默·阿普爾比和他的房子。自從上次見面已經過了好多年——我想是十七年，或者十八年。然後去年春天的一天，我收到一張便條，邀請我參加康乃狄克州諾羅頓附近薔薇農場的喬遷宴；那是一張非常誠摯的小便條，署名「霍斯默·阿普爾比」。於是我知道他終於達到了他的目標。

我去薔薇農場參加了喬遷宴。那塊地皮確實完美；大約五英畝起伏的土地，可以眺望長島海峽；房子本身更是一顆寶石。霍斯默·阿普爾比如今白髮蒼蒼，但眼神依然明亮、興致盎然，熱情地迎接我。他在賓客間穿梭，搓著手，躬身答謝他們對房子完美的讚美。他不時指出一些可能被我們忽略的完美之處——那張椅子來自塞維利亞附近一座十六世紀的修道院；那個壁爐是他自己設計的；那面天花板的橫樑是他在薩默塞特郡一座古老莊園裡發現的；那個特別高效的淋浴設備是他發明的；還有，我們不覺得他書房裡那幅馬蒂斯相當不錯嗎？

他帶我到書房的窗前，興高采烈地給我看那些專利平開窗是怎麼運作的，然後說：「你看到外面那個花園了嗎？那裡要做成玫瑰園。我要在那裡度過餘生；晚上我就在這個房間裡看書。我跟你說，這是漫長的努力；但我終於到了。」

「你已經告別洋娃娃了？」我問。

他做出剛吞下難吃藥物的表情。

「別跟我提它們，」他說。「我希望永遠不會再見到那些小畜生中的任何一個。一想到我花在它們身上操心流汗的那些年——不過它們幫我達到了目標。你知道，我辭職的時候是公司總裁。」

我離開他家時，他對我說：「玫瑰盛開的時候你一定要來。它們一定很美；過去十年我一直在研讀種玫瑰的書。」

三個月後，我開車經過薔薇農場附近，順道進去看看阿普爾比、他的房子和玫瑰。我看見一個穿著舊衣服的身影在花園裡慢吞吞地忙碌。我看著他時，覺得他的步伐鬆垮垮的。他會從葉子上拈起一隻玫瑰甲蟲，盯著看整整一分鐘甚至更久，放進罐子裡，然後再拈起另一隻。他看見我站在那裡，慢慢朝我走來。我覺得他臉色蒼白。他有氣無力地和我握手。

「玫瑰長得多好啊！」我說。

「你這麼覺得嗎？」他毫無熱情地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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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走進他的客廳——他終究還是做成了老西班牙式。我讚美了一張古色古香的修道院餐桌。阿普爾比聳了聳肩。我們的談話過程中出現過長時間的沉默，其間阿普爾比會頭垂胸前坐著，盯著一條地毯；然而我不知怎地覺得他並沒有在看那條地毯。

「這盞燈真漂亮！」我說。

「噢，還行吧，」阿普爾比說；他的語氣似乎沉悶。

「你不舒服嗎，阿普爾比？」我問。

「不太舒服，」他用同樣遲鈍的聲音說。

一週後，我從一個共同的朋友那裡聽說，霍斯默·阿普爾比臥床不起了，他的醫生們都在搖頭，神情凝重。我本想去看他，但公事突然召我飛往英國一趟。我離開了一個月。我乘坐最新、最大的班輪「巨輪號」回到紐約。我們停靠在紐約的一個碼頭，在等待海關檢查員翻查我們行李的時候，我決定在這艘巨輪上最後散一次步。

我深入到船的底部，來到一個可以俯視下面巨大引擎的地方，那些打磨光亮、黑色的龐然大物蹲伏在它們的洞穴裡。

我站在那裡時，發覺有一個人正冒著不小的安全風險，探身掛在欄杆外，用著迷的目光研究那些引擎。他搖著頭，自言自語，像是在計算或內心爭辯。他聽到我的腳步聲，轉過身來。是阿普爾比。他朝我奔來，熱烈而有力地和我握手。他滿面紅光，我從未見過如此明亮的眼睛。

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」他喊道。「你好嗎？」

「很好，謝謝。你呢？」

「好極了！」他說。「好極了！」

「可你在這裡做什麼，阿普爾比？」

「我拿到了一張通行證，船一靠岸就上船了，」他解釋道。他的舉止可以說是機警，幾乎是活潑輕快的。「你知道，我認識這家航運公司的總裁。我用他的船來出口我的一些洋娃娃。」

「你的洋娃娃？」我驚呼道。

「當然。我又回來做洋娃娃生意了。而且我敢跟你賭一支好雪茄，我們今年會賣出價值五十萬美元的洋娃娃。」

他的聲音輕快，神態堅定。

「可是你在鄉下的那棟房子，阿普爾比。」

「噢，我把那棟賣掉了。告訴我，這些新的燃油引擎在過來的航程中運作得怎麼樣？你知道，我要給自己造一艘遊艇。我正像隻海狸一樣拼命工作來賺這筆錢。它會是有史以來建造過最精美的遊艇——最新的燃油引擎、桃花心木甲板、可供二十人以上住的艙房、電梯——」